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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起阿姐来，有一次还梦见她了，似乎在埋怨她。
阿姐出生在北京高干家庭，几岁就随父亲去湖北咸宁干校劳动，带去的花衣裳都送给了驻地附近贫穷农民的孩子。喏，这也拿去那也拿去，拿不尽的，她手上还有着呢，很多很多。
阿姐十几岁下乡，已悉知农民生活的艰辛。住在深山，作物不多，喂猪要打下苦苦的树叶，切了煮了，在水里漂过苦再去喂猪；农家过年时难得杀猪，做咸肉，春上吃香香的咸肉干菜，肥肉切厚厚一片也吃得下，因为平时没什么好吃的，这时吃起来味道真香。高考恢复以后，阿姐到南京去上大学，化工化妆品专业，但自己从来不用这些东西，不欢喜五花六花，倒是习惯了素面朝天。
十几年前我来到美国不久就认识了阿姐。那时阿姐在我就读的私立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每年图书馆都会给国际学生半工半读的工作机会，有一位中国学生马上毕业要走了，阿姐赶紧叫我去申请图书馆的工作。我就到阿姐手下做帮手了。阿姐和我做图书整理、包装、给书或影碟贴标签等上架前的工作，我每个星期工作大约10小时到15小时。我们工作常用的工具和材料有剪刀、镊子、夹子等。每次用完工具都要放回原处。阿姐说过我一次，我也就记住了。比起一些年轻的留学生我可能稍微懂事一些，所以阿姐对我就特别好。有的事她一教我，我就会了，不用她大费周章。
那时刚来美国，说什么入乡随俗，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懂得。记得阿姐对我说过不止一次，比如出门前要洗澡，学会使用牙线、用漱口水漱口等，不然头发、嘴里都是小葱的味道。大学里不少中国留学生都是公派的，带家属，喜欢在家里做饭。美国饭全不会，都做中国饭，烟熏火燎的，身上嘴里有小葱味道是很正常的，只是自己不觉得。但阿姐隔老远的就闻得出来，她怕我们的气味不招人喜欢，所以说给我们听。就像一个妈妈对孩子，或一位大大姐对小弟弟小妹妹一样。
阿姐是常年修炼气功的，每当她工间休息时，去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打坐、冥想。在家里她也练功。她说自己从前脾气性格不是很好，现在改了好多，比如丈夫有时言语不当，也都忍了，不去和他论理争执吵架。她对同事和朋友也很真挚，总说要与人为善为真，不为自己私心，凡事要忍耐。忍是什么？一次她说给我听，忍字就是心上放得下一把刀，这就叫忍。说完她微微笑了。她那工作室有一面开窗，她坐在那个窗口下，每天都埋头整理着各种图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抱怨。
毕业后我去了东部，从此不见了阿姐。后来我听说她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可惜我自顾不暇，好几年和阿姐断了联系。阿姐病重的时候完全失去了两只眼睛的视力。一个瞎子从此是靠摸索着生活的。有一段时间她要姐夫在院子里牵上绳索，所以她还能摸到院子里去。苹果花开的时候，闻苹果花香；樱桃树开花的时候，闻樱桃花香；梨树开花的时候，闻梨花香；丁香开的时候，闻丁香花香。还闻见蜜蜂嗡嗡嗡在花间忙进忙出，知更鸟在地上打转转。阿姐家的后院正对着不远处的利白蒂湖(LibertyLake,WashingtonState)和利白蒂湖的山。利白蒂湖里有很多的鱼，有野鸭子、野鹅和大蓝鹭，山顶冬天积满白雪，山间生青松翠柏和细细的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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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姐太熟悉利白蒂湖的山了。一次她说，当利白蒂湖的山上白雪化了，你就可以在家荷锄破土种菜了，那时正好是过了母亲节。
以前阿姐没生病的时候，下班一回到家里，最爱去院子里挖土种菜。秋天的落叶、春天修剪下来的残枝、院子里割草剪下的碎屑，她都会认真地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埋在后院里头做绿肥。她先把园子里的菜土深深挖出几条沟来，把这些残枝剩叶填进去，再盖上厚厚的土–这是她少年时期在乡间生活学习到的，如今用起来得心应手，地里长出的萝卜又大又香甜。
逢年过节，阿姐都叫上中国学生去她家吃饭。那个时候，利白蒂湖和利白蒂湖的山附近，常常飘散着中国人的欢颜笑语。这样的日子我以为就是永恒的，还不知道生活的深浅和种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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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来临之前，我已经从东部回到西部，生活也慢慢地安定下来。我得以每隔一段时间去看阿姐。一次她说春天的韭菜如何好吃，我就挖了几兜园子里新生的韭菜、大蒜和小葱去她家，帮她种上。她院子后边紧挨着苹果树有一长块菜土，已经长满了齐腰深的杂草；还好，东南面三株梨树之间，还有一个小花床，花床一边挨着与邻居家院子隔开的木栅栏。沿着木栅栏这边生长着一些覆盆子、牛至和野草。蒲公英好像疯了，长的又绿又肥又大。我还没走到花床前，邻家的狗嗅到了悉悉索索的声响，隔着木栅栏起劲地汪汪叫唤。我把花床里的杂草都铲了拔了，土松了，打了赤脚，双脚踏进泥土中，感觉它的清凉松软细致。阿姐从厨房后玻璃门摸索着出来，在露台站住，样子就好像米勒画笔下的盲女，只是眼睛是大大地睁着的，朝着我的方向望着。阳光肆意洒在她脸上，丁香花丛围绕着她和露台。阿姐几次慢声问我，好了吗？好了吗？快好了吗？我几次告诉她快了，快了；她又说，啊，你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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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姐说她不怕新冠病毒的，不会有事，她请的护工每每做了好吃的，她都留一些，叫我去吃；或者送给这个邻居那个邻居，这个朋友那个朋友。有一家邻居心很细的，认识阿姐多年，知道她的不易，隔三岔五的打电话来查看，冬天帮她铲雪等等，平常里照顾着她这个盲人。若隔的久没有阿姐的电话，我也会打个电话过去。有时说好了兴之所至，就赶过去给她做点饺子。阿姐喜欢皮薄馅大的饺子，其实她自己生病，吃不了两个，但偶有朋友来探望她，她就把饺子煮给朋友吃。
听到我说要来了，阿姐早早就摸索着把水烧开，摸索着抓一把两把茶叶放进瓷杯，把香茶给我泡好，搁在桌子上等我来喝。香茶都是半杯多一点，看不见，她说加不满，不加满。我喝口茶，开始和面、揉面、调肉馅、擀皮、包饺子；阿姐坐在大桌子边和我讲过去和现在的种种事情，讲一阵停一阵，唏嘘感概，沉重处默不作声流泪，高兴处相对而笑。如果她没告诉过我，我是不会相信她眼睛看不见的。她的眼睛又大又亮，真不能相信她看不见。她的小外孙女牙牙学语了，特别可爱，阿姐只能从电话里听到小外孙女的动静，想象着小外孙女长得像女儿的模样。
很多事情阿姐都是靠记忆的，如我去做园子里的活，她告诉我工具在哪个角落、就像她多年前看见的那样摆放的；护工一次和她争论，阿姐说一双鞋是什么颜色的，护工去找了找不到，找到了争辩说颜色并不是那样的，阿姐还是坚持相信她记忆里的鞋子的颜色。护工说阿姐太固执了；可能是的。但我忙为阿姐辩解说，也许她靠记忆才能活着的，如果不是相信自己的记忆，可能她早就垮掉了。
因为新冠病毒的肆虐，我尽量不去看她；一次阿姐和护工吵了，护工说是为了她好，她是最脆弱的。我就听了护工的意见，也去劝阿姐，说等疫情缓解了我再来看她；我给她做好了前年的报税，买了一把新铁锹，给她拿过去放在她家后院她站过的那个露台下。听说夜里要刮风下雨，我就把税表放在塑料袋子里，又压在一包肥料袋子的下边，免得被风雨侵蚀。我在将要离开前，坐在车子里，定定神，给阿姐打电话告诉她，我就在她的屋子前。那里玉兰花开得正浓烈，每一朵花都像一只野鸽子马上就要飞出去一样；山茱萸开的则像朝霞，红透了她家屋子前面一角蓝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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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已经不是阿姐的屋子了。有一天她终于决定告诉我，几年前就离婚了，她不怨也不恨，说都是前世欠的，这世来还。一个人独自住在这个屋子里，屋子已经过户归了姐夫。请护工的钱，都是从她过往工作积攒在退休金账户里的钱。我知道她还能坚持几个月，这个账户里的钱就要用完了。不见她着急的样子，似乎一切尽在上帝那慈爱我们的父手里。对于人间俗世的一切，金钱名望，锦衣华服，在农村生活的日子里，阿姐就已经放下，真没把这些放在心上。
我听《Miles》有人唱吟说：“背上没有一件衣裳，名下没有一分钱，主啊，我不能这样回家。”但是我的阿姐似乎早已决定了，就这样回家。
这一年的日子似乎过得很慢很焦虑，人人为美国大选和新冠疫情忐忑不安。但不经意间夏天就过去了。还没入秋，一天阿姐兴致很高，在电话那头和我探讨了她怎么省钱和捐钱给谁的计划，以及还要些种几样什么菜什么花的计划，以及苹果快长好了，要我像往年一样去她家摘甜苹果的。还告诉我又做了什么好吃的。她说了很多，又说起自己病好了，不用再去治疗了。我不太相信，我问：“真的？”她说：“是真的。”我开始要说她了，她说，“你不要来劝我了，我知道的。”我就信以为是真了。
隔几天，我再打电话去找阿姐的时候，电话响了好一阵，没有人接；我又打，还是没有人接。我才觉得这不对，一点也不对了。
是的，阿姐让我无话可说。她真的走了。家里谁都没有告诉，因为疫情，没有葬礼也没有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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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7月中一次去看过了阿姐以后，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张开双臂，迎接这所有的击打。狂风里，我与它一起欢歌；暴雨中，我喝下它一个酣畅淋漓；雷电里，我睁开双眼至天深处看它把天幕撕裂。
所谓遭遇种种不幸或不公，也只是默默忍受，就如那原野里受伤的母鹿，或长途跋涉的驮马。
暴雨过去，长出了鲜艳的玫瑰；它的芬芳秘密，本不为人所知，只默默开放，燃烧，然后落下。谁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着春泥更护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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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说过，人的伟大，在于承受自己的命运，就像阿特拉斯用肩膀扛起天穹。我不想说阿姐多么伟大，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阿姐过出了平凡、体恤、慷概而忍耐的一生。如果不是疫情，我会有多一些时间去看望阿姐，听她讲过去，和现在，我们那曾经盼望和种下的韭菜，是不是开出了小小的细致的花朵。每一朵小花都洁白无暇，宁静美好，在风中轻轻地摇曳点头:好了吗？好了吗？快好了吗？好了，好了，这就好了。
作者简介：
杨丽萍：现居住在华盛顿州斯波坎。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工学硕士，曾经从事质量管理理论和试验设计教学和研究，为上海质量等专业杂志和报刊写稿。年底旅美，入学Gonzaga大学，研读会计硕士学位。现任本地一家医疗服务机构会计分析师。业余喜爱文学，绘画和园艺，也比较关心妇女和儿童权益。任本地非盈利组织TransitionsGate董事会成员。该组织多年来致力于在罗马尼亚某地帮助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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