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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在国内卖工业软件和数据库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发觉节能环保的项目特别多，于是跟进并调研这块新兴市场。要知道那时候国内的雾霾并不严重，后来发现，很多项目的资金并不是环保或工业企业的自主投资，而是来源于从事碳交易的金融机构。几乎是同一时期，几个在荷兰读博的同学也说他们的研究所拿到了很多风电的项目。

那一波订单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不论是在科研院所还是企业单位，源头都是碳交易这个资本的赌局。当然，碳交易这个游戏设计得是不错的，既能保护地球，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庄家和资本玩家都能赚钱。而真正做节能减排技术的实体公司，就像赌场里的服务生，能收点儿顾客的消费就高兴的不得了；那些善于利用资本的环保公司则要高级一些，像打扮得妖艳华丽的外围女，簇拥在牌桌上戴着墨镜叼着雪茄的大佬的身旁，渴求着大佬赢钱后赏自己几个筹码。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并不能支持实业特别是制造业。例如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实际上是金融资本流向制造成本更便宜的价值洼地；而中国的资本家在互联网产业里兴风作浪，同样连带着把制造业搅得天翻地覆。在资本的游戏里，实体制造业只是棋子，如果资本这盘棋玩得太大，对制造业往往不是好事。政治经济学---中国资本游戏规则的理论基础我国的经济改革并不彻底：商品市场基本是市场经济，而资源（生产资料）市场则仍然属于计划经济。由于能源，土地，矿产，通信以及金融等资源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控制这些资源的多半是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这样的组织生态里，商业不可能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进行，而商业决策也必定会屈服于行政命令。所以，西方的经济学流派并不能拿来分析中国的资本游戏的规则，需要借鉴政治经学的理论，尽管该学说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市场。目前，工业生产最重要的两大要素是土地和资金，土地资源被地方政府控制，而资金则被国有金融机构控制。流动性泛滥的正反馈“内循环”制造企业通过向企业和个人销售商品，创造GDP的同时上缴了大量利税，为政府创造了财政收入；“外循环”制造企业出口商品，获得大量外汇；有这些美金，欧元，日元压箱底，央行便有足够的底气印钞，以保证本币不至于快速升值。所以即便很多人抱怨“出口退税”是补贴外国人，但对于政府来说，通过外汇盈余获得的人民币的流动性所带来的利益，远大于退税的损失。由于外汇管制的存在，普通企业无法任意卖人民币买外币，巨量的外汇储备也能够应对敌对势力的金融狙击，因此，即便大量放水，境内人民币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而人民币的汇率却依然可控，这又有助于吸引外资进入到制造业，并创造出更多的外汇，印发更多的人民币。外资涌入与制造业扩张的正反馈能源和土地同样受控于政府，资金成本又极低，所以如果美国不率先发难，我国这种资源计划经济-商品市场经济的模式会使制造业体量继续壮大；由于资金是通过国有金融机构而不是民间消费流入市场的，所以主要会引发资本价格上涨，而物价上涨幅度相对不大。由于企业税负较重，制造业工资上涨幅度相对较小，再加上收房贷拖累，居民消费始终被抑制。所以“内循环”的增长动能中，居民消费只占有很小的部分。再加上外汇储备充足且受控，输入性通胀得以避免。在这种政府主导投资，居民消费被长期抑制的游戏规则下，当然会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形势。客观地说，我国这种计划市场相融合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制度创新：通过行政干预生产资料和货币价格，让制造业长期保持竞争力，并不断增加就业岗位。如果任由市场规则发展，那么10年前制造业就得大幅下滑了。中小企业面临被逐渐边缘化风险当前的游戏规则资本对中小制造企业是不友好的。因为低成本资金主要通过国有金融机构流入市场，而这些资金最喜欢的就是有国家兜底的大项目，比如高铁，显示面板，国家级产业园等等。相比之下，中小企业很难低成本融资（当然，很多民营中小企业的项目风险较高，因此需要银行做足功课，而不是一窝蜂地把钱借给明星企业和国企）。同时中小企业的负担也不轻，盈利能力一直难以得到提高。简单讲，只要政府想主导投资，那么民间的消费一定会以种种（已知或未知的）形式受到压抑。而民间消费一旦上升，生产者就需要更高的报酬，间接造成了生产成本的上升，那么出口创汇和招商引资都会受负面影响。外汇收入下降则央行印钞的底气就不足，政府对资金的管控能力也就会下降。所以政府投资和民间消费必然是跷跷板的两头。除非，消费也由政府主导，而供给侧改革本质上就是希望通过政府采购公共产品提高消费。中小企业的自救在资本的诱惑下，同时也是迫于生存压力，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在赌场干起“外围女”的营生，对赌场玩家（资本大佬）投怀送抱，期待老板赢钱后能赏自己几个筹码。武汉那个抵押了光刻机的半导体公司应该说就是玩砸了。老板能从台湾请到行业内大佬并成功进口高端光刻机，说明他也是资深业内人士。他玩的把戏也是用未来的业绩作价，向地方政府圈地，再用地皮做抵押贷款。这个游戏里，地方政府掌握土地供给，大基金的钱进入到这个产业园也相当于企业帮助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即便没有权力寻租和腐败，这个政府投资模式也存在风险，因为投资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中美对抗导致游戏规则的改变如果“外循环”受挫，那么外汇收益会大幅下降，外汇储备减少，央行自然会控制印钞的冲动。如果以“内循环”为主，刺激国内消费，那么就要对收入所得进行合理的分配，让更多的人有较高的消费能力，而不是仅仅满足少数人的穷奢极欲。这就要给中小企业减税，取消垄断性国企的特权，依法治国，在国内维持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这些似乎与美国在最早开出的条件是一样的，所以政府大概率是不会采取这个方案的。那么刺激“内循环”就还得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双循环”逻辑下的机会为数不多的外商投资。英语国家和以色列的通路基本上被截断，日本要加入到五眼联盟，台湾一再踩踏政治红线，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也要与东盟保持一致，因此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的途径基本上只剩下西欧和韩国；军民融合项目。军工项目的技术含量通常较高，但产业应用范围相对狭窄。军民融合项目确实能够切实帮助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但是军工体系比较欠缺市场化运作经验，做事情比较独。大基建及战略产业，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及其他。相关报道很多，本文无意罗列事实，旨在从逻辑上分析和预测事态发展。“内循环”的游戏逻辑“内循环”下的政府主导的国内投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廉洁与效率如何平衡。在这种项目里，贪腐是绝对要避免的，而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低效的官僚主义。在人治社会里，官员要承担无限的政治责任，即所谓的成王败寇：不出事还好，出事就是大事。所以理论上风险偏好较高的官员会选择贪腐并高效执行；风险偏好小的官员则选择廉洁但不作为。既然当前对贪腐行为零容忍，且处罚严厉，那么官员们的理性对策就是公事公办，确认自己没有任何风险后再集体决策。很多管理严格的大公司也是一样的，部门之间为了撇清责任，在交接工作时往往会签署各种文件档案。这样做尽管内耗很大，但毕竟有工作流程作为指导，所以工作仍然可以进行下去，一旦出现问题也可以明确责任。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也是如此，一旦项目出事，相关责任人一定要被问责。但整个决策过程缺乏标准作业流程（法律程序）作为指导，因此相关负责领导在做决策时必须慎之又慎，只有每一个流程都合规，自己才是安全的。武汉那家半导体公司的资金链断裂想必与政策的变更不无关系。未来政府主导的重大投资项目里面大概率会出现各种问题：或贪腐官员曝光，或项目因风控过于严厉无疾而终。而中小企业的日子也会更加艰难。阳阳得意花草茶中国人自己的健康专家识别大图